“你站在天安门，却看不到毛主席（像）。”这是2012年冬天北京雾霾指数爆表时网友的调侃。此后，2013年的冬天，华东地区也大范围出现了重度雾霾现象。上海网友戏称：“你拉着对方的手，却看不到TA的脸。”而今年的春天，随着柴静的《穹顶之下》推出，雾霾现象一夜之间成了“国民话题”。
有人说，这部片子唤醒了国人的环保意识，无论如何是好事，至于论证和逻辑的漏洞，不必求全责备。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客观的角度来辨析“雾霾”。因为，新闻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事件通报，而是通过事实、视角和叙述方式的选择为公众定义。我们认为《穹顶之下》也是希望定义雾霾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解决？”但是，事实上，这三个问题的论证，以及彼此之间逻辑关系的确立，却是非常复杂的。原因有微观表象，也有宏观结构性之分，更有经济和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种种成因……因此，单靠一部片子定义不了环境污染的问题，毕竟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场“私人恩怨”，更是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更关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及全球议题。
拨开迷雾看雾霾，我们清楚它仍然还需要展开大量的科研工作，但目前已形成的基本判断亦已被认可，其一，我国近95%的人口聚居于仅占约42%国土面积的“瑗珲—腾冲线”（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亦称“胡焕庸线”）之东南方，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压力呈现“半壁压强型”；其二，我国基础能源主要依靠国内储量丰富的煤炭—目前全国电力供应中，约80%是烧煤发出的火电，而煤的清洁化使用难度高，大气污染等负面效应十分突出；其三，在前几十年的特定发展阶段，我国形成了以重化工业支撑的超常规、粗放式、外延型快速发展模式，单位GDP产出中的能源消耗系数相当高，污染因素集中度高，而且不能有效化解。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基本不可选择的国情因素，环境问题的产生还有制度方面的因素。具体来讲，我国目前环境问题产生的一个重大原因，来自于煤、电、油等能源耗用相关制度的缺陷，这些缺陷导致了资源粗放、低效耗用的状态，最终恶化了大气、水源水流等生态环境。
治霾需要对症下药，能源的逻辑是要下大努力、大本钱、大力气，花费长时间来调整能源结构，而不仅仅是“干掉煤炭”、“升级成品油”和“放不放开石油行业垄断”问题那么“单纯”。

雾霾，覆兮覆辙兮
——历史不只是有着惊人的相似面

客观地说，柴静的《穹顶之下》提出的三个问题“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该怎么办？”在科学界早已有了答案，并且科学家通过不同渠道进行了公开。尤其是2013年全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家环保、气象、卫生医疗等部门也都开展了各项服务应对雾霾天气，相关部门也通过媒体进行了科普宣传。但为什么科学家、权威部门的话没有引起公众的共鸣，而《穹顶之下》却做到了。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江涛在其博客中评论说，按照流行理论，一个东西的流行需要3个条件：关键事件、关键人物、环境法则。《穹顶之下》关注的雾霾题材具备这3个条件。关键事件：雾霾在中国是一个能够调动公众热情的话题，从总书记到平头百姓，人人关心，人人都可以说两句。关键人物：作者柴静是个新闻人物，突然有一天，她不明不白辞职去了美国，这本身就是能够激起无限指责和无限想象的话题。环境法则：在今年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在环保部领导新老交替之际，在反腐反得很多人心惊胆战之际……《穹顶之下》围绕着雾霾说事，“天时地利人和”。
而事实上，这个话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他国都已经是个旧有话题，如果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便更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话题。甚至在国际上，雾霾都被定义出了伦敦型和洛杉矶型。伦敦是最早出现雾霾的。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发表于1853年的《荒凉山庄》这样描述“超级雾霾”时代的伦敦：“漫天大雾，顺着河流飘飘荡荡，穿过草坪，滚过桥墩，充满了河边那个伟大又肮脏的城市。”
155年后的2008年，两位美国的新闻记者奇普·雅各布和威廉·凯莉出版了《洛杉矶雾霾启示录》，记载了洛杉矶1943-2008年的抗霾史。
“雾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严重的时候，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们尽量减少外出，只有医院在爆满，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数量大增，到处都是关于雾霾会导致可怕疾病甚至死亡的真真假假的传言……”
“刚开始，政府官员对于治理雾霾的态度颇为敷衍，甚至把雾霾简单地归结于‘逆温层’或‘静稳天气’等气象因素。后来，民众的舆论攻势越来越猛烈，一些政府高级官员为了让民众的抗议和骂声尽快消失，不惜竞相在公开场合拍胸脯，承诺自己将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善雾霾状况—而这种过分乐观和不切实际的保证，果然也没有能够实现。”
“显然，大气污染方面的科学研究速度，远远赶不上人们的期望值。雾霾的来源在短时间内无法达成一个明确的结论，这让政府在决策时找不到方向。刚开始政府宣布雾霾来源于化工厂排出的有毒废气，他们迅速关闭了市内的一家化工厂；后来政府又宣布垃圾焚烧也是重要污染源，于是禁止了用焚烧来处理垃圾的方式。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减少雾霾，市民们抱怨雾霾似乎比以前还要更严重。”
以上是从《洛杉矶雾霾启示录》摘录出来的，两位记者笔下记录的洛杉矶遭遇雾霾时的真实写照。我们将这些片段套在中国任何一个雾霾重灾区诸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里，不难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自地球之始，空气就与生命相依相伴。然而直到两三百年前，人类才发现空气的秘密；直到百许年来，才发现这无色无味中也潜藏着危险；而直到近几年，PM2.5这个隐形杀手，才出现在中国人的词典里，一瞬间家喻户晓，闻之色变。
林立的工厂，奔驰的汽车，沸腾的工地，给人类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危险。从英国伦敦到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到东部小镇多诺拉，一直到日本海滨的四日市，雾霾如影随形般地跟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步伐，似乎挥之不去。
60多年前雾霾是西方发达国家民众最为关心的话题，60多年后的今天，雾霾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之一，由此引发的猜测、争论和抗议遍布虚拟网络和现实生活。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在国家工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雾霾（以及其他类似的环境污染）是否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能回避吗？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接受，答案都在那里：至少当前是不可能的，甚至今后的20年都有可能办不到。
过去200年，人类经历了两次大的能源转型：从薪柴到煤炭，再从煤炭到石油。在转型中具有代表性的，伦敦的雾霾先于洛杉矶是由于使用煤炭的工厂太多所致，洛杉矶的雾霾是由于大量汽车的尾气排放所致。无庸赘述，都与能源的利用和消费相关。除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效率之外，能源结构是一个重要指标。中国的石油在1965年才接替煤炭登上“能源之王”之位，直到今天中国的能源结构煤炭比例仍高达67%，与100年前世界能源结构几乎一致。能源结构是否与能源效率直接相关还没有共识的答案，但高碳能源与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直接相关已经是不争的共识。
首尔特别市大气环保专家崔永树认为，中国目前的大气污染比较接近伦敦型，想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煤炭消耗量大幅降低是不可取的，只能慢慢转化能源结构。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则表示，应该承认的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出现空气严重污染的概率更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用煤大国，在发展制造业、重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能拒绝污染。
目前，中国是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同时也是排放大国。从洛杉矶60多年的烟雾治理史中可以看到：政府花了近30年才在立法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又花了近30年才在汽车排放、汽油标准方面大幅减少了汽车尾气污染。再看看当前中国的雾霾治理进程，我们禁不住要问：中国要想彻底治理雾霾，到底需要多久？有西方国家的空气污染的前车之鉴，有他们积累几十年的治理环境的经验，我们是否有可能把这60年减少为30年、20年，甚至10年？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治霾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甚至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说，“由于霾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其治理同样也将会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可以期待逐步改善，但很难立竿见影。”
国外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伦敦的“雾都”，还是洛杉矶的严重雾霾，都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时间，才有了今天的明媚天气。

千夫所指“煤之祸”
—治霾不能简单去煤化

上月下旬，南京首次向外界公布PM2.5来源—燃煤是祸首，贡献率达27.4%。南京是全国首个公布PM2.5源解析的省辖市，尽管各地污染物组成比例有所不同，但南京用数据说明了江苏能源供需和产业结构决定燃煤的贡献率肯定很靠前。
北京作为首都，国际影响力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很多大学对北京区域雾霾形成机理的研究最为深入。对于北京雾霾的成因，北京市环保局比较认可“内因外因相互作用”这种观点。从外因来讲，沿着北京周边的外延圈，有接近3亿吨水泥建材生产能力、3亿吨钢铁的产能、3亿吨原煤转化为火电的能力，还有上千万吨标箱的平板玻璃和石化工业，这些对北京雾霾贡献率有接近1/3的比重。内因则大多是低空源，尤其是500多万辆汽车产生的尾气。北京的城市规划导致高楼大厦数量众多，不利于低空源的扩散，再加上外围高架源向北京内部输送，就是北京形成雾霾的重要原因。
南北研究的结果都直指“煤祸”。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直燃煤比重过高，经过多年的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在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中占比确实惊人。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大气主要污染物中，约80%的二氧化硫、60%的氮氧化物、50%的细颗粒物来源于煤炭燃烧，而燃烧排放当中近一半源自直燃煤。
遭受雾霾污染最为严重的东中部地区的分析结论也很好地佐证了上述的观点。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显示，我国东中部雾霾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与煤炭消费的强度在地域上是高度吻合的，同时也与煤电装机数量高度吻合。我国煤炭资源近80%集中在西部、北部地区，而75%左右的煤电装机分布在东中部，大量煤炭的运输和消耗严重超出了东中部环境的承载能力。
2014年，国际环保机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在北京发布的《煤炭使用对大气污染的“贡献”》显示，在PM2.5的“一次污染”中，煤炭的直接燃烧贡献率为31%，相关行业的非直接燃烧贡献率为31%，总和为62%。
可以说，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公众健康和温室气体问题。根据《中国气候公报》统计数据，由大气污染导致的全国年均灰霾日数随煤炭消费总量的变化明显增加。2003年以前，我国年均灰霾日数均低于常年值9天，但是2004年以来增长迅速，年均值达到12—20天；2014年我国平均雾霾日数达35.9天,比上年增加18.3天。
曾经有着“乌金”美称的煤炭，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眼中导致雾霾的“罪魁祸首”，众矢之的。
但是从治霾的能源逻辑来看，当前中国能戒掉煤吗？回答仍然是肯定的：“不能，至少近十年做不到”。
中国的能源体系是舶来体系，完全跟发达国家学来的，从欧洲到美国到日本都是这个能源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体系形成过程当中有三个现实背景。
其一，当时技术水平不高，追求现代化生活为人们的第一要务，对于什么环保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考虑不足；其二，当时地球上的人口只有8亿到10亿，环境容量非常宽裕，虽然也出现了伦敦、洛杉矶以及东京的污染问题，但是都是局部的，没有形成大范围的雾霾天气或者污染物的排放；其三，煤炭的成本相对比较低，所以生命力很强。
而这个体系在人口密集的中国，伴随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大量环境问题，严峻的雾霾，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真审阅未来的能源发展道路和方向，不得不停下过分依靠煤炭的发展脚步。
不断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用，加大天然气、煤制天然气、煤层气供应成为治霾关键词，也是大势所趋。但不可忽略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还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李豪峰指出，目前仍是煤炭产能的集中释放期。根据BP分析，2030年与2010年相比，全球煤炭、石油占一次能源供应的比重分别下降2.8和5.0个百分点，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比重分别提高2.2和5.6 个百分点，化石能源仍占能源供应总量的80%以上。
根据有关规划，到2017年，将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降到65％以下，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将达到15%左右，但和煤炭相比，可再生能源对煤炭的替代作用仍较弱。同时，由于替代能源技术成熟度和经济可行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其迅速发展带来的种种矛盾也不容忽视。
历史经验告诫我们，已有的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系统不仅沉淀了巨大的资金和社会成本，而且对资源的勘探和高效、清洁、低碳技术的创新从来就没有停止。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王立杰认为，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想快速改变是不现实的，只能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减少煤炭，同时发展新能源，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0年。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司长范必表示，能源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不能一蹴而就。目前，煤炭的清洁利用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
能源转换绝非一朝一夕，必将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我国煤炭储量丰富，而且价格低廉。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已查明煤炭资源储量1.4万亿吨，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并且，石油天然气资源依赖进口，威胁我国能源安全。
科技进步可以解决煤炭污染问题，煤炭污染是现实问题，但这并非是煤炭自身的问题，而是由于煤炭行业历来对原煤加工和清洁利用重视不够，煤炭的开采、运输、加工、利用仍是粗放水平，才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污染。
2014年国家启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能源消费和煤炭消费实行“总量双控”，这就倒逼供电煤耗、污染排放、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三降低”。由于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先天禀赋，不论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能源革命第一步(或者第一阶段)的成功并不是以可再生能源发展快慢为标志，而是以煤炭是否合理利用为标志，特别是提高煤电转换为电力的比重是中国能源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

“油祸”还是“车祸”？
—治霾不能仅从“油品”下手

《穹顶之下》引爆的舆论场沦落到一地鸡毛，在情理之外，却在意料之中，这是当下中国任何一个公共议题必然会“拱”向的一个话语场面。比如2013年年初，持续的雾霾天气曾引发一轮对中国油品质量的大讨伐。在国务院表态会提高油品质量，并于2013年2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加快国内炼油企业升级改造，确保按照汽、柴油标准升级实施时间如期供应合格油品”，并且同时确定“按照合理补偿成本、优质优价和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合理确定成品油价格”，大讨伐才逐渐平息。而这个春天，《穹顶之下》的播出，又将“油品质量”的问题推到风口浪尖。甚至直接点了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的名。
那么成品油的质量与雾霾有没有关系？真像坊间所说“做好成品油升级，就抓住了雾霾的七寸了？”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再次科普雾霾的多种成因。在前文中，我们引用了首尔特别市大气环保专家崔永树的观点，即中国目前的大气污染比较接近伦敦型。所谓伦敦型即“雾霾是由于使用煤炭的工厂太多所致”。这个观点用于分析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和消费中的高比例中非常适用，也佐证了我国目前的“雾霾是由于使用煤炭的工厂太多所致”。但是历史是发展的，到今天我们也得认同“中国目前的大气污染也接近洛杉矶型”。
洛杉矶是美国的工业城市，从20世纪初就饱受大气污染的困扰。1943年，洛杉矶在分析雾霾产生的原因时，首先想到的是位于市区的南加州燃气公司生产厂，它生产一种合成橡胶原料的丁二烯产品。在公众的压力下，该厂被迫临时关闭。但是雾霾并没有减少，反而越发频繁。人们开始意识到，雾霾产生的原因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而要消除它也不是一夕之功。
1952年，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家Arie J·Haagen-Smit首次提出，雾霾形成与汽车尾气以及光化学反应下的气粒转化有着直接关系，并指出臭氧是洛杉矶雾霾的主要成分，这与美国东部污染主要来自燃煤和重油产生的二氧化硫有明显不同。他的结论，成为大气治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回放1915年，美国平均每43.1人拥有一部汽车，而洛杉矶则为8.2人，洛杉矶在美国还没有成为“车轮上的国家”时就成为“车轮上的城市”，率先产生了车轮文明。直到1952年，科学家的研究才让洛杉矶市民意识到，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目前的污染，心爱的汽车就是污染源。随着“把汽车整干净”和“把燃料整干净”的理念渐成共识，从洛杉矶市到加州，一系列级别越来越高的法规被制定出来。第一次有专人检查炼油和燃料添加过程中的渗漏和汽化现象，第一次建立了汽车废气标准，第一次对车辆排气设备做出规定……
说到这毋庸再赘言，雾霾与机动车有关，也与让其产生动力的成品油有关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今，中国的汽车销量国际第一，尤其是大排量、高耗能车受到“土豪”追捧。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1379.10万辆和1364.48万辆，首次突破1000万辆大关，超越日、美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2012年捷豹、陆虎在中国销量大增70％到达71940辆，超越英国本土。这两年进口车中，SUV成为绝对主力，成为进口量唯一增长的车型。
与之相应的是我国成品油的消费也在快速增长。不知人们还记不记得我国始于2004年的“油荒”。有数据显示广州在2005年“油荒”时期，柴油库存只够供应5天。汽油虽然总体供应量充足，但90号比较紧缺，93号偏紧，只有97号油比较多。在百度上搜索“油荒”一词，有100多万条信息记载了那几年“油荒”愈演愈烈的信息。2007年《中国网》做的特别策划—全国突然齐现“油荒”，其醒目的标题“零售市场全线告急，油荒阴影蔓延”，现在看仍然有触目惊心的感觉。在“油荒”阴霾的笼罩下，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大集团担负起沉重的保供任务。2012年，中国原油一次加工能力达到5.75亿吨/年，位居全球第二。主要生产商为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国家发改委登记注册的150多家炼厂中，两大公司约占50家，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占到全国总能力的75.6%。
然而，在“油荒”阴霾渐渐散去之时，雾霾来了。历史重现。成为车轮上的中国，人们不得不承认“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目前的污染，心爱的汽车就是污染源”。
专家指出，从2010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汽车市场、汽车与社会协调发展期”。在这一时期，汽车带来的能源、环境和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与1980年相比，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增加了30倍，尾气排放总量增加了14倍。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型城市中22%－34%的细颗粒物排放和全国30%的氮氧化物排放，均来自机动车。北京雾霾天气从影响来看，机动车占22.2%，燃煤占16.7%，扬尘占16.3%，工业占15.7%。
然而，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弃车”与前面讨论的“弃煤”一样存在两难选择。
汽车作为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它给人类带来文明，带来便利，带来有利的一面，同时也带来了能耗以及排放造成的污染。
面对汽车尾气污染等系列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汽车社会带来的负效应，而不是因噎废食，也不能像《穹顶之下》，片面的放大和追究片面的问题。要辩证地看待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治理汽车尾气污染上的各自角色分工。就汽车工业而言，不是“指责油品质量”就能解决问题，而是整个世界汽车工业都应当向新能源、新技术，向低能耗，向低排放来发展。让汽车成为一个环境友好型的产品。
30多年前，当年幼的孩童追着汽车的尾气“闻香”时，没人会觉得这是多严重的事。这折射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很多观念是循序渐进的，技术的发展也是循序渐进的。美国1952年发现雾霾形成与汽车尾气有着直接关系，到70年代才开始淘汰含铅汽油的使用，80年代要求石化企业提供清洁汽油，90年代提出了清洁车辆和燃料的目标。
因此，我们也该看到，中国的现实是，虽然中国执行的油品质量标准一开始落后于欧美国家，但质量升级快。专家预测，我国不用10年的时间，就能完成欧洲国家20年的油品升级历程。推行高标准油品，机动车排放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等污染物总量会大大减少。
据中国石化新闻办公室3月3日发布的消息，中国石化投入2千亿元用10年时间走完欧美20、30年的路，从无铅汽油到国Ⅴ油品的质量持续升级，油品硫含量从2000年的1000ppm降至目前的10ppm，在全国范围内10年连跨了四大步，北京、上海、江苏、广东、陕西、天津则迈到了“国Ⅴ”，与世界最高标准“欧Ⅴ”相当。
中国石油仅在过去8年就投入500亿元以上用于油品质量升级。目前，中国石油在国Ⅳ车用汽油标准升级中已累计投入超过200亿元。欧洲国家从欧Ⅲ标准升级到欧Ⅳ标准，整整用了5年。而中国石油从国Ⅲ标准升级到国Ⅳ标准仅用了不到一年。
一如中国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所说，我国“从技术上来讲，提升油品质量没有难度。”
4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国家专项行动。根据新的时间表，2016年1月起供应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的区域扩大到东部11个省市全境；供应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的时间提前1年至2017年1月；分别从2017年7月和2018年1月起，在全国全面供应国Ⅳ、国Ⅴ标准普通柴油。
此次加快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是国家专项行动，“有利于扩大投资、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消费需求”也成了和炼油企业和当下中国经济调结构、促转型的“同期声”。作为企业属性，炼油企业在环保技术升级方面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其中，完成油品质量升级的任务，炼油企业将增加技改投资约680亿元。掌握脱硫设备核心技术的相关企业，也将在此次油品升级过程中，享有科技生产力所带来的直接利好。这也是资源起到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意义所在。
事实上，在从去年开始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中国成品油消费税上调动作就让人想到能否对应到环保上的支出。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尤其是来自于成品油如此刚性的需求产品，而大众对于PM2.5元凶之一的机动车直接间接排放，一直憋着股劲。成品油消费税的初衷之一，就是作为保护环境所需资金而立。而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成品油质量升级，也让相关的“靴子”落地。
比如，北京市早在2012年8月1日便进行了成品油质量升级工作，成为全国首个执行国Ⅴ标准的地区。而京城人士驾驶国Ⅴ标准车辆到外地，会存在加不到质量和标号对称的成品油的情况。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也将随着国Ⅴ标准的局部到全面的推进，而告一段落。
毋需多言，落实往往是最为关键的，这不仅是要求在发改委等职能部门方能，也不仅仅是国企开云网页版在线登录网站官网方能，还在于市场上对于油品全面升级的口径转换。譬如，一些达不到燃油标准的老旧车淘汰就要进入议程上来；汽车厂商的环保标准提升和升级，推出相应的车型来保障市场供需。从根本上说，辩论“油之祸”，还是“车之祸”，这样的“最后一公里”，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顶层设计的“开头一公里”。

下一个“能源之王”
—治霾天然气替代传统能源效应明显

过去两次能源转型有两条清晰的轨迹。一是从高碳到低碳：薪柴的分子结构大致上是1个氢10个碳，煤炭是1个氢2个碳，石油是2个氢1个碳，天然气是4个氢1个碳，核能和太阳能、风电、水电几乎无碳。二是从低密度到高密度：同样体积的煤炭热值比薪柴高，石油比煤炭高，核燃料比石油高，天然气同体积热值比石油高。
历史证明，能源从高碳到低碳的发展路径不会逆转。
那么，谁是下一个“能源之王”？当下业界学界政界绝大部分人会把选票投给天然气。特别是在美国页岩气革命大获成功之后，全球天然气市场日益升温，天然气进入“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已被业界公认。
与煤炭、石油等能源相比，天然气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能影响人类呼吸系统健康的物质极少，产生的二氧化碳仅为煤的40%左右，产生的二氧化硫也很少。天然气燃烧后无废渣、废水产生，具有使用安全、热值高、洁净等优势。这让天然气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与煤炭、石油并称的世界一次能源的三大支柱之一。
国际能源署天然气市场资深分析人士安妮·索菲·科尔博说：“环境问题引发的担忧如今已成为拉动天然气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每个冬天，人们不再愿意生活在污染的包围之中。相关政府现在正采取各种方式设法实现转为使用清洁燃料的目标。”
因此，国际能源署早在2011年《世界能源展望》中评述道，“在研究的所有情形中……到2035年，天然气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都高于目前水平”。在“黄金时代”情形中，天然气需求在2009年至2035年期间将每年增长2%。即便在其称为“新政策”比较谨慎的情形下，需求也将每年增长1.7%，即在这段期间总共增长55%。其结果是，天然气将替代其他燃料，特别是在发电和供热方面。天然气也很有潜力成为运输燃料。英国石油(BP)在其最新的能源展望中称，总体来看，到2030年，天然气可能成为与煤炭和石油分庭抗礼的一次能源之一。
美国行业专家认为，天然气替代传统能源的效应明显。美国能源情报署(EIA)发布的2013年能源报告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天然气在美国成为替代煤炭发电的重要力量。从1990年到2011年，天然气发电站占新增发电产能的77%。2009年后，由于天然气价格低迷，用天然气发电的电厂数量大为提升，特别是在美国东南地区。在2012年天然气价格极其低迷的时期，美国各地都广泛出现了更换设备，用天然气替代煤炭发电的做法。
2012年美国的顺序是煤炭发电（占比36%，此前一度最高达到55%）、天然气发电（29%）、核电（21%）。欧洲核能是电力生产的头号能源，煤炭发电紧随其后（27%），第三就是天然气发电（23%）。日本的顺序则为煤炭发电（31%）、天然气发电（28%）、核电（24%）。
由此可见，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天然气发电和核能等清洁能源对煤炭的必要替代。从国外治霾经历来看，天然气的利用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先后呈现原油替代煤炭、天然气替代原油的趋势。从2013年开始，推动天然气市场发展有一个新因素—雾霾。它为天然气产业链继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天然气的推广和使用将是雾霾天气标本兼治的重要手段。2014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要坚持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到2020年，天然气消费比重达到10%以上，并实现城镇居民基本用上天然气，同时发展天然气交通运输，在京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重点防控区，发展天然气调峰电站，结合热负荷需求适度发展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
政策上的治霾决心势必会拓展巨大的市场红利。2014年我国天然气的总消费量是1820亿立方米。其中，非居民用气（含车用气）1410亿立方米，占比77.5%；居民用气411亿立方米，占比21.5%；2014年天然气汽车保有量约460万辆，耗气量约为368亿立方米，占比已达20%。由此可见，车用气消费仅次于工业用气和居民用气。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特聘专家李永昌测算：我国汽车用气和居民用气在2020年合计将达2140亿立方米，将超过国家能源局预测的4600亿立方米的一半。如此巨量的天然气可以减排二氧化碳57064万吨，二氧化硫4738万吨，氮氧化合物44327万吨，烟尘272万吨。
可以说，治理雾霾没有比大量采用天然气更为立竿见影的现实举措。
从今年4月1日开始，我国天然气价格正式并轨。这意味着天然气价格改革完成破冰之旅。《东方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为了保证未来5年我国经济增速7%,单位碳排放降低50%，即使在新能源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至2020年天然气规模也要翻3倍，行业将快速增长；由于油价暴跌带动进口天然气价格跌幅也接近50%，而且国内增量气价也下调0.44元，这将减轻下游的用气成本，极大的刺激天然气需求。”
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毅军认为：从远期来看，与国外比较，中国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未来国内的天然气市场还有较大的空间，到“十四五”末期，发展到年市场消费量达到5000亿立方米水平也完全有可能。
5月6日，中国国土资源部公布2013年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成果认为，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截至2014年底，全国石油和天然气分别累计采出62亿吨、1.5万亿立方米，剩余可采资源量分别为206亿吨、38.5万亿立方米。按照1111立方米天然气折算1吨石油，天然气剩余可采资源量约为石油的1.7倍，新增地质储量90%以上为整装、未开发储量，进一步增储上产的潜力很大，未来我国将进入天然气储量产量快速增长的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天然气管网基本覆盖全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14年管网总长达到8.1万公里。LNG接收站已投产11座，总接受能力3840万吨/年。地下储气库已建成20座，形成工作气量42亿立方米。
21世纪人类将进入第三次能源转型期，漫长的固体能源时代即将终结，21世纪将是气体能源的时代。

治霾脱不开的体制逻辑
—兼议“打破能源垄断很可能带来更严重雾霾”

“雾霾”正逐渐从一个环境名词，演变成一个生态事件，困扰越来越多的人。十几年前，在中国，对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反思局限于理论圈。十几年过去了，环境问题从少数人谈论变为全社会共识，
在这次缘于《穹顶之下》的雾霾话题中，我们不能回避的还有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应该放开石油行业垄断”。《穹顶之下》几次将矛头对准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并提出解决方案：打破国企能源垄断，有钱大家赚，鼓励私有化，放开能源市场，因为市场带来竞争，竞争引发创新。
针对舆论“打破能源垄断”的治理雾霾呼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学明日前撰文表示：“打破能源垄断很可能带来更严重雾霾。”文章指出：消除雾霾就应当在正确对待和利用资本上下功夫。但令人不解和痛惜的是，现在不断有人给中国消除雾霾开出的“药方”是进一步推进资本化，即让一切资源、能源进入市场变成用来交易、挣钱的资本。与此相应，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带来了雾霾，主张打破垄断，让中国涌现出无数个私人企业进行自由竞争，以此缓解甚至消除雾霾。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进一步强化雾霾的“发动源”。
文章说：企业不管多少与大小，只要它们奉行资本逻辑，都会与生态相冲突。打破能源垄断，听起来激动人心，但很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雾霾。文章认为，国企更有可能在消除雾霾上有所作为，因为它们按其性质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它更有条件和责任“跳出”资本逻辑。国企现在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不等于它就没有这一“先天优越性”。
这一观点一出再次引来舆论哗然。
《光明网·时评》刊登张燕的署名文章认为，“重点，不在于能源行业是否存在垄断，而要看垄断的形态和对他们的约束是否到位。能源行业，投入大、技术要求高，全世界普遍国家都是由少数企业控制。但情况却各不相同，法治国家，通常对这些能源巨头有严格的环保约束，且除了少数几家巨头外，还有大量的市场竞争。也就是，哪怕是巨头了，依旧面临其他对手的竞争，包括中国能源企业在不少发达国家也有投资。如此，逼迫这些国家能源行业整体进步。”
《人民网·观点》转载《红网》宋鹏伟的署名文章指出：“陈教授有一条说得很对，垄断打破后涌入的民营企业并不比国企更有道德优势，甚至还可能因为资本的贪婪做得更糟。然而，这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监管无力造成的必然结果，即劣币驱逐良币—遵纪守法可能将无法生存。可见，破除雾霾，靠的不是资本的逐利性，而是监管发力。”
《新京报》刊登余明辉的署名文章也认为：“影响油品等能源产品质量，进一步影响我们空气质量的雾霾等污染物的多少，关键还是在监管是否到位，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打破垄断，如果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加强监管，也可能会比垄断的公有资本能减轻污染。”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引发的争论，指向的都是能源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能源体制还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国家能源局法制和体制改革司刘刚认为，深化能源体制改革，应重点在三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能源项目审批事项，集中精力做好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监管，加强能源普遍服务。能源企业投资项目，除了特别重大的以外，一律应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二是继续搞活存量，推进国有大型能源企业改革。对电力、油气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细化区分竞争性环节和自然垄断环节，加强对自然垄断性业务的监管，放开竞争性业务。三是继续激发增量，进一步增强社会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逐步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领域竞争性环节的价格，由企业自主定价，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从加强监管的角度出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提出了8条公共池塘制度的设计原则。其中的三、四两条对当下中国的雾霾问题，很有启发意义。第三条的内容是：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第四条的内容则是：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要么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要么是占用者本身。
鉴于此，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刘远举认为，“现在雾霾严重，大多数人都批评政府，但当治理雾霾措施出来之后，如果会导致汽车限行、汽油涨价，仍会遭致批评。实际上，这正是第三、四条的另一重涵义。受规则影响的人，应该能够参与操作规则的修改，而规则的监督者、资源（新鲜空气）的保护者（政府），也应该与资源的消耗者（老百姓），存在明确的代理关系。一旦代理关系不存在，或者较弱，那么，无论资源的管理者如何做，都必然遭到公众的批评。而当受污染的公众，能够通过可靠的、可见的逻辑链条参与规则设计，不仅能使规则本身更能反映各方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配合。”
刘远举说：“所以，不管是聚集社会成本形成政治压力，还是在具体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体制都与雾霾有着明确的逻辑关系。”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董洁林认为，环保的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经济问题，更本质来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关乎一个社会在生活方式上的选择，社会重点向那个方向努力，资源使用的优先度的确定和配置，谁会受益又如何把对一些人伤害减到最小。在这场政治磋商中，每一个群体都不应该缺席，各方意见都应该得以表达，并受到尊重和保护。最后的方案，不一定是科学上“最准确的”，也不一定是经济上“最优化的”，但应该综合考虑包容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就拿《穹顶之下》推崇的英国模式来说。这个曾经在欧洲率先将能源和铁路系统私有化的国家，在日前五年一度的大选之时做的民意调查显示，选民支持将这两个产业重新国有化，就连右翼保守党选民中都有52%的人赞同这项传统意义上的“左倾”政策。探其原因很简单，既便是在西方，市场并不是调配一切资源的最优机制，尤其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基础设施而言，比如医疗，比如教育，比如能源和公共交通。英国的民众之所以有如此的选择，原因是英国几大私营能源公司，联手控制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即便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民众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仍连年涨价。据媒体报道，2012至2013年间，英国老年人中“额外冬季死亡”人数比上年增加了29%，连续低温引起流感爆发，及能源价格上涨致使退休老人无力支付取暖费用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远不是万能的，市场能优胜劣汰，也能劣币驱逐良币。治理环境污染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每一项公共政策的背后都有着相应的政治逻辑。简单地说，环境污染的链条涉及污染制造者、监管者与受害者三个不同的主体，能否从政治制度安排上建立起合理的制度机制，有利于塑造污染制造者、监管者和受害者的正确行为，是环境治理的关键问题。
治理雾霾，是对中国社会集体真诚的一次考验。国际学术界也有多项研究认为，一个社会的民主治理程度和公众参与程度，会直接影响环境治理效果和环境质量。雾霾污染的根本原因在于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要解决雾霾问题，必须重构能源体系，而能源体系的重构必须重视能源进化规律，不能脱离中国发展阶段，其中最现实的选择是发挥资源互补优势，构建可再生能源与气体能源融合发展的现代能源体系。

30年太久，只争朝夕
—治霾釜底抽薪治“本”为主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那么多，最终我们的问题还是归结到：中国要想彻底治理雾霾，到底需要多久？有西方国家的空气污染的前车之鉴，有他们积累几十年的治理环境的经验，我国是否有可能把这60年减少为30年、20年，甚至10年？
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马燕合引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治理雾霾与大气污染的措施与启示》专题报告研究成果认为，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雾霾治理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我国当前类似的污染阶段，目前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相关治理工作。“国外经验表明，雾霾可治，但是治理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
马燕合认为，在更加严格有效的环境管理要求及现代科技支撑下，我国治理雾霾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不断加强污染源头的控制、强化监测预警、严格管理和执法，同时要持续不断地推送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
那么在雾霾产生和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的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的专家表明，2013年以来席卷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强霾污染物，是英国伦敦1952年烟雾事件和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混合体，并叠加了中国特色的沙尘气溶胶。中国雾霾的产生是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双重作用，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同时存在的一种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现象。导致雾霾产生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大量的工业废气、汽车尾气以及建筑扬尘等。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贺泓说：在我国的燃煤量非常大的时候，我国的机动车在快速增加，这个主要体现在城市大气污染上，另外工业排放也非常严重，如钢铁、建材、水泥、陶瓷玻璃等，都是高排放的一些行业，因此我国遭遇的高度复合大气污染跟伦敦、洛杉矶都不一样，我们是一股脑的压缩在这个阶段，因此治理起来难度也就不在一个水平上，这种复合污染造成的环境容量下降是非常难以治理的。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与60年前的英国、美国虽然遇到的是同样的雾霾事件，但由于发生在两个不同时期，由此决定了英国、美国可以走的治理道路，在今天的中国则无法“用拿来主义”走下去。因为，当今中国雾霾污染是在全球环境危机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是在世界环境容量已经饱和，没有承载空间的情况下出现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指出，“当前，我们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我们使用的资源量超过了地球供给的50%。”
环境容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指出：“当前我国雾霾大面积蔓延的本质就是排放超过了环境容量。自然环境原本对污染有着自修复、自净化的能力，但现在的污染程度已突破其底线。”
西方式工业文明模式是一种成本外化、污染转移、利己不利他的文明模式。在世界环境和能源的支撑力已经出现负数的世界背景下，中国无法重复西方式污染转移的外生治理之路。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雾霾天所暴露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而是如果中国按照西方工业化标准，继续追赶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费的工业化之路，已经行不通。
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问题，国家需要重新定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具体到能源治霾的逻辑上，就必须重构能源体系，而能源体系的重构必须重视能源进化规律，不能脱离中国发展阶段，其中最现实的选择是发挥资源互补优势，构建气体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的现代能源体系。
那么如何构建现代能源体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能源革命”的理念，并提出了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方面的革命，为能源战略发展指明了方向。
治理雾霾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进一步加快“能源革命”的步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关乎发展与民生。要大力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积极发展水电，安全发展核电，开发利用页岩气、煤层气。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节能。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大力推进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我国节能环保市场潜力巨大，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
缩短治理雾霾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政府的有力作用。在治理大气污染上，欧盟学者经过大约30个国家的60项政策进行评估后认为：管理和控制等行政措施是温室气体减排最有效的办法，并且能够取得很高的减排效益。而中国恰恰拥有行政能力的优势，在雾霾治理上可以起到西方国家政府无法比拟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具有技术和制度的后发优势。比如，上世纪60年代末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的发明，从技术上解决了汽油燃烧不完全的问题。但当美国政府要求应用这项技术时，就遭到汽车制造商的激烈抗议，一直到1975年所有汽车才实现全部安装净化器。而中国可以克服市场的阻力和障碍，少走很多弯路。同时中国也具有制度上的后发优势。1956年英国出台专门针对空气污染的《清洁空气法》，而这份世界上的首部清洁空气法案是在伦敦发生烟雾事件四年后才出台的。虽然中国的环境保护机构在作用发挥上还有待改进，但中国可借鉴西方国家制度方面的经验，快速对社会和市场形成约束作用。
2013年9月12日，治霾“发令枪”响起，国家公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这一“史上最严厉的行动计划”让整个中国行动起来。
2014年的“APEC蓝”为我们治理雾霾天气积累了经验，也坚定了治理雾霾的决心。
因此当治理雾霾成为中国的全民行动，我们坚信，中国空气污染的治理要比西方快，不用30年！